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截止提笔之时，我已离开宁夏大学校园整八载。回首往事，一幕幕从眼前划过，一时竟不知从何说起。
一、求学印象
2005年春季，我考取了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当时习惯简称“中心”）历史文献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从此与宁大结缘。我们是“中心”独立招收的第二届硕士，同级同学有徐悦、王艳梅、尤桦、孟爱华和高辉。入学伊始，我们了解到“中心”的历史沿革、学术特色与发展潜力。“中心”的前身是西夏研究所，由1991年成立的历史系西夏历史研究所与中文系西夏文化研究所合并而成。2000年初在此基础上，成立了西夏学研究中心。2001年4月，中心被教育部批准为教育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这是里程碑式发展。杜建录先生在《我的西夏学事业》一文中这样写道：“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建设，是宁夏大学在西夏学学科建设上迈出的坚实步伐，它给我提供了学科建设的大舞台”，“通过这个舞台……西夏学研究院由过去单纯的科研单位，发展成教学科研并重的学术单位”。2008年6月，教育部批复，将“中心”更名为“西夏学研究院”。西夏学研究基地创建15年以来，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实力不断壮大增强，奔赴各地的学子为之感到自豪。
我们读书期间，大家喜欢简称西夏学研究中心为“中心”，其位于宁夏大学A区综合楼八层与七层东段，办公室设施齐全。我们学习去的最多的是“中心”资料室，由两间里外相通的房间组成，内室有成套的四库全书和二十五史。外室玻璃柜内陈列着精装版俄藏、英藏、法藏及中国藏黑水城影印文献，彰显着中心的研究特色，亦象征着中心的硬实力。中外古今的诸多著作、文集、丛书、资料集一排排摆放有序，溢满了书香气。管理员杜曼玲老师亲切随和，我们可根据兴趣借阅书籍，学术氛围浓厚。那时，佟建荣、杨志高老师时常来查阅资料，我们不懂就问。资料室隔壁是杂志报刊室，管理员邱刚老师见到我们总是乐呵呵的，分享他坚韧的人生经历，鼓励我们“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向下而求索”。综合办公室的王丽莺老师是中心“大管家”，做事能力强，效率高，管理我们的日常事务。她与我们年龄相仿，亦师亦友，大家亲切地称“小王老师”。杨满忠老师在七楼办公，他喜欢写打油诗，业余爱好是摄影，外出考察时，总能见到他胸前挂着相机。至今我们保存的许多珍贵合影，都是杨老师所拍。七楼的教研室和教室是我们上自习的常去之处，有电脑可用。
杜老师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党项西夏文献研究》，让学生参与进来做一些基础工作，培养我们的文献释读能力。刚开始安排我们为韩荫晟先生编的《党项与西夏历史资料汇编》（上中下卷、补遗共九册）做资料“索引”，杜老师多次开会强调做好“索引”工作的重要性，一定要保证质量，并吩咐彭向前老师每周把大家召集一次，集中处理辑录中遇到的问题。这项课题的学习收获是显而易见的，从300余种正史、笔记、文集、碑刻以及出土文献中收集有关党项与西夏的地理、职官、纪年、物产、社会、宗教等各类词目，逐条注释并进行异名对照。杜老师要求课题组不定期发给大家劳务费，对我们“穷”学生而言，这笔补贴成为重要的生活费。当时安排我做《党项与西夏历史资料汇编》中卷第四册的索引工作，我尽心尽力完成这一任务，连假期也带回家做，期间收获不言而喻。同学们见面习惯性问候：“你《汇编》索引做到多少页了？”互相交流经验，这项工作极大提升了我们的文献释读能力，不仅对党项与西夏文献有了深刻认识，而且练就了做学术耐得住寂寞的吃苦精神。
有学者说大学的学习主要分三部分：一是老师课堂上传道受业解惑，这是科班出身的标志。二是聆听不同领域的专家的学术报告，拓展研究视野。三是利用图书馆的文献资源，增进学识。我从书柜里翻出读研时的11本课堂笔记以关联往事，每位老师讲课时的神态与表情瞬间浮现于眼前。杜老师授《西夏历史专题》与《宋辽夏金史》，主要讲解西夏历史概况及宋辽夏金元之间的复杂关系。杜老师以他的代表作《西夏经济史》为例，教我们史学研究方法。韩小忙老师授《西夏文字》课，他生动有趣的授课语言总是博得大家阵阵笑声或掌声，在轻松的氛围中循序渐进地教大家书写和辨认西夏文字，当我们了解这种神秘文字的构字法后，不禁为之深深震撼。我们学会了用四角号码查询《夏汉字典》，并能翻译简单的西夏文佛经。王亚勇老师授《民族历史地理》与《版本目录学》，王老师知识渊博，讲课声音洪亮。他课堂上带来多种版本的书籍，让大家对所学的理论知识轻松“消化”。王老师还给我们复印了敦煌文献，指导我们分析史料。汤晓芳老师授《西夏艺术》，她用优美的语言娓娓道来西夏绘画艺术的魅力，声情并茂，讲到唐卡和水月观音壁画时尤为引人入胜。牛达生老师授《宁夏考古专题》，老先生时年72岁，头发花白，说话时而停顿。他自豪地叙述在西夏王陵、拜寺口双塔下发掘西夏文物情景，还熟练地在黑板上勾勒出西夏王陵的地宫示意图，治学严谨，一丝不苟的精神很感染我们。彭向前老师讲授《历史文献学》，这是一门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和广阔发展前景的学科，在课堂上我们了解到文献学的理论与文献整理的技能，这是入史学之门的一把钥匙。段玉泉老师授《黑水城文献专题》，系统介绍了黑水城文书的概况。段老师在中国国家图书馆馆复印了《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所获汉文文书》，在课堂上与大家共享。我从中辑录了站赤文书残片，充实了我硕士论文的内容。杨浣老师授《西北民族史》，杨老师是复旦大学刚毕业的博士，思维活跃，视野开阔，他在课堂上让大家分析讨论英文匈奴史料。我英语不算太好，在这门课上压力总是很大，但逼出了成绩……术业有专攻，通过这些专业课程学习，我们逐渐进入西夏学研究之门。
西夏是以党项羌为主体的多民族格局政权，国号为大夏（又称弥药、大白高国）统治西北地区近两个世纪。由于地处西北，中原王朝称之为西夏。前期与北宋、辽抗衡，后期与南宋、金鼎立。西夏历十代帝王，设官立爵，创制文字，设典章制度，最后亡于蒙古族西征。西夏史在正史中仅作为附传，分列于宋、辽、金三史之末，难以反映西夏历史的全貌。由于资料稀缺，研究起来相当困难，西夏历史在很长一段时间被蒙上了神秘面纱。20世纪初在黑水城发掘出土的大批西夏文献、文物及学者对西夏文字的解读，使这一学科的研究峰回路转，成为时下显学。
宁夏大学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今天的银川市即西夏的都城兴庆府，宁夏全境皆在西夏的版图内。从区域研究角度来讲，“由于中国幅员广阔，各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不平衡，区域特征各异，史学界日益感到划分若干易于把握的区域空间，进行深入研究，是推动全国通史、断代史、专门史向深度和广度进展的一个有效途径”。[1]西夏学研究自然而然成为宁夏大学一门有浓郁民族与区域特色的学科，经过几代学人不懈努力，发展成一门集西夏语言、文字、社会、历史、文学、宗教、法律、文物、文献等研究的综合性学科，它与敦煌学相交叉，又涉及到印刷术、天文历法、医学、建筑、纺织等，研究其与中华民族文化的内在联系，可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作出应有贡献。
二、恩师教诲
杜建录先生是西夏学研究院学科建设的领路人，我有幸在先生门下受业，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仅次于父母的恩情。杜老师对学生严格要求，有计划地给学生布置学习任务，并要求我们定期汇报与讨论学习。他督促我们多读书，要在文献中找问题，总结规律，并发给大家数百张白色卡片做分类摘录，积累史料，这对我们无疑是最有效的训练，这也是老一辈历史学者常用的办法。
黑水城文书时间跨度较大，以西夏文书为主，最晚有北元时期的史料。硕士论文开题前，我对黑水城出土元代站赤文书产生了浓厚兴趣。经和导师商量，定题目为《黑水城出土元代站赤文书研究》。该领域的研究成果除高华先生的一篇站赤文书考释文章和李逸友先生的站赤研究述评外，尚无学者进行过系统研究。就资料而言，李逸友先生编写的《黑水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中有部分站赤文书的录文，杜老师拷给我从内蒙古大学拍回的站赤文书照片原件。我结合两者的资料信息，搜集到70余件相关文书，对之进行了细致的考证。论文结构分为提调站赤、整点站赤及签补站户研究三大部分，辅之元代的正史资料予以佐证，梳理出亦集乃路驿站的设置及管理概况。在硕士论文的基础上，我相继发表了5篇相关的小论文。虽然很多观点仍不成熟，但我学会了考释文书的技巧。
我的学业收获凝结着导师的心血。2006年冬季，我把撰写的第一篇小论文纸质版交与导师把关，心里忐忑不安。杜老师在百忙之中一字一句地圈划与修改，他利用2007年元旦假休息时间，在办公室当面指导，他把如何完成论文写作及一篇论文的基本要求作了详细而具体的说明：一是要尊重历史事实，考释文书要严谨，用资料说话。二是观点要鲜明，不是单纯的描述性记录，要有分析性论述。三是结构要合理，前后照应，文字表述逻辑性强。他说每个学生的第一篇文章他都会认真修改，要开个好头。最好的老师是给学生送“白菜籽”，让我们自己“种白菜”。我把这篇反复修改的论文投稿到《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一星期后就收到了编辑老师的用稿通知，认为可以发表，我真是喜出望外，特别激动。在先生点拨下，我掌握了基本的史学研究方法，为以后的继续深造奠定了文献学基础。
当然，我们态度不认真时，杜老师也会批评。2008年5月12日突发了汶川大地震，这是临近毕业论文答辩的日子。向来对学生的事亲力亲为的杜老师要过目一下我的答辩发言稿，我尚未写好，就以地震恐慌为借口向老师搪塞。杜老师不怒自威，他生气地说：“那地震了，全国人民都别去工作了！”这是我读书三年以来，杜老师第一次严厉批评我。我特别内疚与自责，这才认真准备答辩事宜。正是在恩师渊博的学问熏陶和严格要求之下，我才顺利完成了学业，于2008年5月通过了论文答辩，获得硕士学位。毕业离校当天，我拖着行李去“中心”和每位老师和同学道别，大家都叮嘱我珍重。杜老师从他电脑上拷给我许多有纪念意义的老照片，并送给我一些古籍资料书，叮嘱我好好工作与快乐生活，我分明感到了师生之间依依不舍的亲情。
师道既尊，学风自善。杜老师不仅教我们做学问，更教我们做人。他反复强调“做人比做学问更重要”，要“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快快乐乐生活”，鼓励学生劳逸结合地学习。学业之外，杜老师带领大家去贺兰山岩画、拜寺口双塔、西夏王陵等处考察，让我们寻找西夏遗迹，了解西夏文化。记忆犹新的是2007年秋季，我们在贺兰山脚下考察岩画，由贺兰山岩画管理处贺吉德先生招待，我们在山脚下的农家乐吃午饭，喝蝎子酒，采摘野苹果。郭良师兄在贺兰山下的西夏遗址保护区用手刨出一个小佛像，大家欢呼雀跃。西夏王朝崇尚佛教，曾在此处建有别宫，修建了佛寺。每年元旦前夕，杜老师都会邀请校领导及相关单位学者与“中心”师生欢聚一堂，像幸福的大家庭一样其乐融融。
我工作后虽然远隔千里，但先生仍像以前一样关心我的生活与学习，每次通话抑或每条短信都能让我倍觉温暖和鼓舞。我工作之初一直被考博问题所困惑，杜老师鼓励我不要放弃，并给我写了三次专家推荐信，不仅为我指明了今后前进的方向，亦对我寄予了殷切希望。2008年10月初，杜老师、师母魏老师及杨满忠老师来山西阳曲参加“全国郭氏文化阳曲学术研讨会”。我在太原火车站接到了可亲可敬的老师们，对于学生而言，老师如同父母，我特别想好好招待。但杜老师说我刚参加工作，怕我破费，说吃一碗面就行。我心里那能过意得去，于是我们在火车站附近找到一家火锅店吃涮锅。这是我当学生以来第一次请老师吃饭，竟如此朴素简约。回想起读书时，每年元旦前同学们商量着要去导师家里坐坐，他都会发来提醒短信：欢迎来家里，但带东西不准进。就这样，我们只好拎点水果，又在老师家里吃了。师母贤惠随和，给我们削苹果、剥香蕉……这些小事生动地体现了杜老师爱生如子，生活极其朴素，处处为大家着想。
硕士毕业后，我任教于中北大学信息商务学院，就我工作上的得与失经常向杜老师汇报，他都会耐心听我倾诉，并给我理性指引。我博士毕业后我有幸留在山西大学近代中国研究所任教，第一时间告知杜老师，收到他的短信：“寒窗苦读，终有收获！”“有志者事竟成”，让我特别受鼓舞。
学生是导师学术生命的延续，感谢杜老师开启了我的学术梦想。我将会在以后的学术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坚持不懈的走下去……
三、友谊长存
我在“中心”结识了上下四届可亲可爱的同学，收获了友谊，有的成为终身挚友。同届六个人中我年龄最小，得到了大家无微不至的关怀。我和艳梅三年以来学习、吃饭、逛街形影不离、无话不说，此处的感动无声胜有声。2006年夏季，湖南卫视正在热播《快乐男声》选秀节目，我俩下课后回到宿舍看直播，喜欢陈楚生的音乐，还自称“花生”，发短信投票支持。现在想来有几分搞笑，但在当时20岁出头的年龄，这正是青春的符号。还有高辉对我的关心，第一学期结束后，她到银川火车站送我，深深拥抱。我看到了她的眼泪，一股暖流涌上。尤桦是我们专业唯一的男生，他待人诚恳，做事实在，我有困难总是第一时间给他打电话，他总是不厌其烦地帮我解决问题。毕业后我和孟爱华定居太原，来往较多，同学情悄然转变为亲情。远在北京的徐悦和大家疏于联系，但只要联系便一见如故。侯爱梅师姐做事分寸得当，在学术上孜孜不倦，我有困惑时常向她请教，可谓志同道合。潘洁师姐性格爽朗，热情大方，讲起话来特别有感染力，和她在一起我无数次捧腹大笑。王培培师姐对人热情大方，学习刻苦踏实，这都是值得我学习的优点。还有众多师弟师妹们，我就不一一列举了……想起每一位有个性的学友，我情不自禁微微笑，情到深处自然浓。
“你总说毕业遥遥无期，转眼就各奔东西”。
在我们毕业的茶话会上，离别的伤感不断蔓延。我讲离别感受时竟潸然泪下，正在读博士的潘洁也开始啜泣，真情是掩饰不住的。人生匆匆数十年，研究生阶段的三年只是其中篇幅不长的一章。我们的目光会做短暂的停留，但是翻过了这一页总要继续我们的人生。尽管有些无奈、惆怅与不舍，但是那些美好的时光在分别后的怀念中不断升华，像醇酒般耐人寻味。当我们蓦然回首、试图挽留的时候，却发现越是紧握手中的沙子流失的就越快。倘若往日重现，我还会选择在宁大西夏学研究中心深造学习，和大家成为好朋友。
四、继续求索
2008年6月，我带着从教为师的喜悦来到山西太原，进入中北大学信息商务学院工作，承担《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寓学于教，教学相长，历史学涵盖着人类文明的方方面面，太博大精深了。我萌生了考取博士继续深造的想法，最初想继续做黑水城出土文书，但因工作环境的种种限制，我跨到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学习。工作四年后，我考取了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博士研究生，师从岳谦厚先生，研究方向为革命根据地史。岳老师经常夸赞我史学基础较好，入门快，这一切得益于我在宁大的积累。
2015年年8月，我去榆林参加杜老师筹办的“党项史迹与陕北历史文化”的学术会议，有幸得到杜老师当面指点和教诲，先生对学术及生活的独到见解总能使我茅塞顿开。这次交谈，我才知晓恩师在陕西师范大学读本科时曾专注过革命根据地史，后来因机缘巧合做了西夏学。我跟着会议组考察榆林地区的党项遗迹时，顺便采访当地老年群众收集口述资料。巧合的是党项族的历史文化与陕北的革命印记发生在同一空间下，不由得使人浮想联翩。历史的学习方法是相通的，而历史本身是连续性的。岳老师也常说搞历史研究的，如果不懂古代史就做不好近代史，叮嘱学生要读通史。我暗自窃喜我有这样的学习经历，增加了为学自信。虽然我现在仍无多大造就，但一直谨遵恩师教诲，潜心做科研，厚积薄发！
这些恩惠都将成为我毕生财富，我会用心珍藏，以行回报！
我们读书时的“中心”现在发生了巨大变化，不仅更名为西夏学研究院，而且还经历了两迁院址，最终落脚宁夏大学的逸夫楼。研究院建有民族学一级学科博士后流动站、中国少数民族史博士点、中国古代史硕士点。研究方向亦细分为西夏历史与文献、西夏语言与文字、西夏与黑水城文献、西夏文献资料数字化、西夏文化产业开发。内设机构有西夏历史研究所、西夏语言研究所、西夏文献研究所、西夏文献数字化研究所、西夏文化产业研发中心、宁夏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西夏学》编辑部、重点学科办公室、文献资料中心和行政科研办公室，更具规模和实力。学科建构不仅在科研上高瞻远瞩，聚集学术精英团队，且在人才培养上具有超前意识，后起之秀不断涌现。诸如目前正在做的《西夏通志》将填补正史空白，进一步提升中国在西夏研究领域的话语权，这是可喜可贺的。
在我的求学回忆中梳理了西夏学研究基地建设的发展历程，我的西夏学情怀跃然纸上。看到了这个学术机构历经风雨后的彩虹，衷心祝愿西夏学研究院的发展再创辉煌！祝愿我的老师们与学友们健康幸福！
[1]隗瀛涛主编，何一民等撰稿：《四川近代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页。
（作者系2005级历史文献学专业硕士毕业生王亚莉，现为山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