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毕业前的一次课堂上，杜建录老师对我们说：“等再过几年，到西夏学研究基地建设成立十五周年的时候，中心会把近年来毕业的所有学生都请回来，全面展示这些年的发展成果。”当时还觉得是多么遥远的事情，可是时光飞逝，一晃已经毕业七年了。回想起在西夏学研究中心求学的日子，至今仍无限的怀念，不仅我人生的理想从这里启航，而且中心浓厚的人文气息和精神气质也使我把学术作为终生志趣。
最感恩——教我育我的老师
著名教育家、早年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曾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梅先生这里讲的“大师”，不仅是指学问好，更是指学问道德兼修的楷模。在西夏学研究中心学习期间，我最强烈的感受就是这里名师荟萃，尽管没有大师之名，但丝毫不缺大师之实。他们的言传身教使我终生不敢忘怀，永远赋予我做人的力量。
2006年4月初，我从南阳市公安局岗位报考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历史学硕士研究生。由于是从外校调剂过来的，并且是跨专业，能不能录取心里很没底。笔试通过后，带着几许忐忑，我到办公室拜访了时任中心主任的杜建录教授。杜老师一身西装、温文尔雅，丝毫没有知名专家学者的大架子，亲切地询问了我的各门成绩、研究方向、阅读的书籍等相关问题后，鼓励我放松心情应对考试，说跨专业对研究历史学一定程度上还是一种优势，只要正常发挥肯定会取得好成绩的。或许是杜老师的鼓励起了作用，我最终被幸运地录取了。
杜建录老师是享誉中外的著名西夏学专家，不少同学报考西夏学研究中心就是冲着他的名头来的。他工作非常繁忙，集学术交流、课题研究、行政事务于一身，每天晚上都在办公室工作到很晚才回家，周末也很少见他休息。尽管如此，但他对学生却是非常的负责，该上的课一节也没少过。一般来讲，研究历史的人比较刻板，杜老师却不然。他的宋史、西夏史课最受大家欢迎，风趣幽默、博古通今，通俗性与学术性并重，特别是一些历史人物、历史事件都让他给讲活了，每节课下来大家都听的意犹未尽。在学术技能的培养方面，杜老师比较反对“满堂灌”的教法，为了让大家尽快提升阅读文献的能力，每堂课他都会指定一些文献篇目让大家轮流解读，然后他再逐一点评，一个学期下来我们的文献阅读能力都有了很大提升。
三年研究生学习，时间短、任务重，如何科学合理规划，当时我也是比较迷茫。杜老师常说，在历史这一学科内做好了，以后不管做什么都是相通的，研究生阶段学习时间短，每学期都要有目标、有计划的发表一些文章，到毕业时自然就有成果了。他的点拨让我初窥到了做学问的门径，也逐渐体会到了做学问的乐趣，更坚定了我学好历史同样能干好公安工作的信心。杜老师这样要求学生，自己也是这么做的。他曾说：“几十年来一个接一个的目标，一个接一个的梦想，一旦梦想实现，下一个目标还没确定，心里就空落落的，必须确定一个新的目标，心里才踏实。”近年来，杜老师带领的学术团队先后实现了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博士点、博士后流动站、国家重点培育学科建设目标。可以说，圆了他心中一个接一个的梦。
我的导师彭向前教授，是一个低调实干、严格谨慎的传统型知识分子。由于我是彭老师所带的第一个硕士研究生，他对我要求十分严格。现在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拜见他时，他半开玩笑半认真的对我讲：“一定要好好学，把论文写好，要是写不好毕不了业，可把我这个导师的锅砸了。”他说这话是有道理的，并非危言耸听。我本科阶段学的是法学，工作岗位是在公安机关，历史学底子非常薄弱，宁夏大学对研究生要求又特别严，一旦论文写不好不能毕业，真有可能把导师的“锅”砸了。从那天起，我就暗下决心，一定不能给导师丢脸。
对于我这样基础薄弱的学生，导师丝毫没有嫌弃之意。为了让我打好基础，他指点我从通史学起，一边大量阅读，一边写一些文章。导师经常引用邓广铭先生的“四把钥匙”：年代、地理、职官和目录,提醒我要注意治史的方法。他对我平时读什么书非常关心，记得有次他问我最近在看什么书，当得知我在读蔡东藩的《历代通俗演义》时，他十分生气，批评我说：“作为一个学术型研究生，怎么能看这种演义小说，这会让你偏离正道！”从那以后，我开始学着读学术文章。在研二上学期，伴随着我的第一篇论文《元代消防制度述略》被期刊采稿，研究生阶段的学习逐渐进入了状态。
彭老师是河南潢川人，年轻时曾在一个中学当历史老师，后来读了硕士读博士，随后又去中国社科院读博士后，到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访学。单从求学的经历，就可以看出他对学术的追求到了何等痴迷的地步。毕业这么多年了，每次给他打电话，说不上三句话就转到了学术话题上，问我最近在读什么书，有没有报考博士的打算，再下来就是讲他最近正在做的课题。每当他有了新的学术成果，总会在第一时间与我分享。为了提升对西夏历史文献的研究水平，彭老师除了学习西夏文外，还坚持学习藏语，主张利用藏语解读西夏文献，拓宽了西夏学研究范围。为及时了解国际最新研究动态，彭老师除了掌握英语外，还坚持学习俄语。他认为对民族史研究领域而言，还应该再加一把钥匙——第五把钥匙“语言文字”，包括汉语音韵学、少数民族语言和外语。具备合理的知识结构，拥有多种治学手段，使他在西夏学研究领域如鱼得水，成就斐然。我问他学一门语言有何诀窍，他笑答是天赋加勤奋。并鼓励我说，语言学得越多越容易学。尽管我不是很争气，基础又比较差，但彭老师还是非常希望我今后能搞学术。遗憾的是，后来我所从事的工作与学术研究再也没有关联，辜负了导师的期望。
国学大师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在西夏学研究中心，有着一大批像杜老师、彭老师一样为人师表的专家学者，他们实事求是，追求真理，淡泊名利；他们以教学科研为己任，视道德学术如生命；他们对学术追求精益求精，尽管早已声誉卓著，但仍然虚怀若谷。作为“三境”学说的时代典范，老师们当之无愧！毕业多年了，每遇到困难，心中总有一种精神激励着我走出困境、执着前行。我想，这就是老师们教给我的自强不息、坚韧不拔。
最难忘——硕士论文的写作
硕士阶段的学习与本科最大的不同，就是对科研能力有一定的要求，这也是一个高校培养研究生水平的集中体现。在西夏学研究中心学习的三年里，硕士论文是留给我们最珍贵的礼物。中心对毕业论文的写作要求非常严格，杜老师在刚入学时就反复强调，在研一阶段就应确定论文选题的大致方向，围绕其从各个方面撰写相关系列的课程学术论文，为自己最后的硕士毕业论文打下坚实基础。毕业论文的写作，从阅读、选题、写作、修改到定稿，贯穿三年学习全过程。
记忆最深的是论文选题。对我而言，选题的过程就是深入学习的过程。相对于其他同学，我的历史学基础比较薄弱，为了选好题，彭老师操尽了心。当我把自己写的第一篇文章《元代消防制度述略》呈给彭老师看时，他问我元代消防的研究现状是什么情况，我一时没答上来，他说文章我就不用看了，啥时候研究现状弄清了再来找我。硕士论文的准备也是这样，一方面是找兴趣点，另一方面是要搞清楚这个兴趣点的研究现状。彭老师曾形象的说，做论文既要“竭泽而渔”，又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竭泽而渔”是把所有涉及的资料都一网打尽，力求没有遗憾。在这个过程中，每否定一个题目，求证一个观点，就离你要选择的目标更近了一步。现在看来，导师的这种教导不仅是治学的一种理想主义境界，也是应该追求的一种最高水准。按照这种指导思想，选题过程中，单是卡片我就记录了近千张，可谓“竭泽而渔”。彭老师经常说，已故宋史泰斗漆侠先生就是这样要求学生的，这是治史最基本的方法，没有其它捷径可走。最令我感动的是，彭老师在北京读博士后期间，为了给我买本书，冒着酷暑挤公交车跑遍了北京各大书店。就这样，在导师的大力帮助下，经过近一年的时间努力，终于定下论文题目《元代怯薛入仕研究》。
西夏学研究中心作为一个专业型学术研究机构，对研究生培养的标准要求非常高，特别是视学术规范如生命。作为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写作的过程，也是学术规范的培养过程。譬如说文章的注释，我们需要借鉴前人的相关研究，但一定要标注清楚所引用观点的详细出处，老师反复强调这是对别人劳动成果的尊重。对引用的史料，更不能简单转引了之，还要追根溯源进行核对。起初对这种做法想不通，认为多此一举，后来才知道史料是共用的，很多学者也都是传抄的，很可能他们也都用错了，他们错我们不能也跟着错，所以需要进一步校对。即使是原始史料也有着版本要求，譬如我的论文史料大量来源于文渊阁版《四库全书》，彭老师就要求我尽可能找到更早的版本校对。这个过程，形式上培养的是学术规范，但实质上是培养的是一种学术道德，可以说这是在西夏学研究中心感受最深的一点。
在彭老师的悉心指导下，长达七万字的硕士毕业论文《元代怯薛入仕研究》如期完成，在这期间，发表了三篇学术文章，毕业论文也被评为省级优秀硕士毕业论文。这点成果，对于其他同学或许微不足道，但对我而言算是极大褒奖了。毕业后这几年，尽管工作岗位几经变化，但心中的学术情结始终挥之不去，也曾有过继续考博跟随导师做学问的念头，但最终没能如愿。或许以后永远都没有这样的机会和心境为学术而学术地在校园里为一些理想而奋斗了，然而硕士论文写作的过程带给我的收获却让我终身难忘。
最受益——学术精神的传承
学术作风体现一个知识分子的素养内涵，更决定一个研究机构的品位高下。对多数从西夏学研究中心毕业的研究生而言，西夏学研究中只是个人学术生涯的初始阶段，但在这里却奠定了进一步攀登高峰的坚厚基石。
中心很注重学术精神传承。各位老师给大家上课时，除了专业知识，强调最多的就是做学问的态度。漆侠先生作为著名历史学家邓广铭的高足，对读史治学做人要求极为严格。杜老师、彭老师曾先后求学于漆侠先生门下，并传承了老一辈史学工作者的优良传统。杜老师经常告诫大家：“写文章一定要自己动脑动手创新，写的好不好都不要紧，任何人都有一个积累提升的过程，有些人一写文章就想抄袭别人的，时间一长就把手抄滑了。这种做法坚决要不得。”我觉得，这朴实的话语是对学术的一种温情和敬意,它集中反映了一个西夏学专家的治史态度，更是贯穿在西夏学研究中心全部学术研究中的核心精神。单就我们毕业的研究生而言，没有出现过一例有违学术道德的事件，更多的则是同学们把这种严谨的学风持续发扬继承了下去，在学术上勇于创新、不断开拓，取得了丰硕成果。
西夏学的研究注定是寂寞的、清贫的。耐不住寂寞，没有淡泊宁静的学术心态，就难以在该领域取得昭彰的成就。我的导师彭向前教授常说：“研究历史要坐得住冷板凳，越老才越有成就。”每次去导师家里，感受最深的是安静祥和的氛围，书籍占据了他们生活的主要空间，彭老师一天到晚伏在台灯下研究课题，每天工作时间是常人两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正是这种“衣带渐宽终不悔”的执着努力，彭老师成长为精通多种语言的西夏学专家。我坚信，这也是西夏学研究中心多数老师的真实写照。
北宋学者张横渠曾言：读书人应“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一代大儒的襟怀、器识与宏愿，成为广大知识分子教书育人的最高向往。西夏学研究中心的老师们没有“为万世开太平”的丰功伟绩，但却以坐得住冷板凳的精神书写了“为往圣继绝学”的宏伟篇章。近年来，西夏学实现了跨越发展，由一门曾经不为人知的冷门学科发展成为国际显学，研究机构也由一个数人组成的研究所发展成为中外学者瞩目的西夏学研究高地，成了名副其实的研究中心。杜老师本人也因西夏学研究的巨大成就被特聘为“长江学者”，登上了令多数中国千百学者向往的央视“百家讲坛”。这些成就的取得，是杜老师、彭老师等诸位西夏学工作者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相比当下一些学术造假、论文剽窃的丑闻，某些学者以学问生财、向金钱看齐的思维，盲目扩招导致硕士、博士质量的下降，以及社会各界匡正学风的呼声，我很庆幸自己在西夏学研究中心三年的学习。
毕业论文答辩结束时，一位老师曾形象的对我说，《元代怯薛入仕研究》研究的是元代干部问题，你以后应该到组织部工作才合适。也许是命运的安排，2011年4月，我参加了南阳市委组织部的遴选考试，一名部领导看了这篇论文予以充分肯定，我也从公安局岗位顺利调到了组织部。我深知，严格执法是公安工作永远的生命线，公道正派则是组工干部基本的行为准则。不管是在哪个岗位，不管干的什么工作，不管是为人、为官还是治学，我都会始终秉承西夏学研究中心的优良传统，低调做人、踏实工作，严谨细致、淡泊宁静，以敬畏学术的态度认真履职尽责。我想，只有这样才不会愧对在西夏学研究中心三年的学习，这也是老师们所希望看到的。
（作者系2006级中国古代史专业硕士毕业生侯子罡 现为南阳市委组织部党建综合科科长）
